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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记所见明清之际渭南地区的筑城活动与城镇社会文化(下)

2018年09月13日  来源:   作者:张鹏飞   热门话题

  筑城活动与城镇发展 

  城防修筑与城镇发展息息相关,城池修缮会改变城镇的形态特征,完善的城防体系可以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城市安全体系在当地居民心中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团结该地的百姓,因为这与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筑城修墙会干扰人口的聚居和生活,进而影响到城镇的人口迁移,而这些影响是判定城镇发展质量的重要因子。 

  (一)筑城活动与城镇形态变迁。城市形态主要包括城市外部的空间形状和内部的功能分区两个方面,[22]城墙的不断修缮和改迁,会影响城市的外部形状。在改变城市外部形状的同时,城防体系的增减也会影响城市功能分区,这在碑记资料中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佐证。《重修富平县城记》就有“邑城始于思道,削阜加堞,因阜形不能广为方,止三里许”[23]。阜指的是山,新修城邑由于地形限制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方城设计,而且削山的工程直接改变了该地的形状。又,《重修县城记》:“西北维旧址,东辟十丈,南辟十丈,北自涌泉以东辟四丈,厥基三丈,厥崇二丈七尺,为台门三,飞楼三。”[24]通过拓宽原有城址便扩大了整个城镇的占地面积。 

  与改变城镇外部形状相对比的是修筑工程带来的城市功能布局的改变。《增修瓮城记》记载:“数年来如城四面颓圮者,修葺一新。若吕公祠,若学宫,皆蔚然改观。”[25]蓝田县在增修瓮城的同时也修缮了祠庙、学校,这造成了城镇宗教、文化中心的迁移与扩展。相似的记载还有《重修济阳寨碑记》提到的“锁以重门,开二井以备缓急。邑之卜居筑室者,争先如鹜。其官署得请,亦草创十数楹,内外略如衙署。一时比闾鳞次……相庆甚欢也”[26]。新修的街道房屋对城镇内部结构和功能分区的改变起到了直接作用。新修的工事会改变城市的内部结构,拆毁的建筑也会影响城镇的内部空间,如《创修秦山巡检司城记》中就载有“白水、宜君二县均佥,除去旧集场四,曰新窑镇,曰铁牛河,曰五里头(在宜君),曰雷原镇(在宜君),并附于此,以和民用”[27]。由于修建的需要,原先的集市只好让位于城池建设,另设他地。 

  (二)筑城活动与城镇经济发展。城池衰败带来的商旅不畅也是渭南地区筑城活动的原因之一。如《重修临潼县城碑记》载:“而县治距省仅五十里,计程为第一站,冠盖舆马,络绎辐辏……以颓垣断壕为行旅病,贻东道羞。”[28]由于地方衰败,不利于商旅往来,所以重修城池迫在眉睫。新修城池和一系列的筑城活动为商旅通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至少可以这样说,筑城活动是和地方经济紧密相联的。 

  地方官员为了改善当地经济疲软的状态,希望通过筑城活动为当地商人和商业提供安全保障,进而改善地方百姓的经济状况,这加剧了城池修筑的兴盛。《芝川镇城门楼记》记载:“乃集镇之父老谕曰:丽谯崇建,尔镇远猷也,顾今荒馑后,百姓困极矣,吾不忍再困也!”[29]可以窥探出修城门楼的初衷是想要解决百姓贫困的问题。有时候官员也利用募捐来的筑城资金赚取利息,更好地服务于城池建设,“发商生息”的做法有两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其一,这些资金一般借于当地商人,这可以使他们获得充足的本金,继而在本地从事广泛的商贸活动,商人的活络为当地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其二,据《重修蓝田县城碑记》:“……每年拨出大钱二百五十千文,以为随时贴补之资,交轮年里卫,按段报估,核修余存者,发商生息。设统计无需动用,即一并发商生息……而兴修造于瘠苦之区难。以玉山连年荒歉,晨烟冷落之乡,一旦城社告成,焕然改观,不知费几许。”[30]可以看出“发商生息”的做法有助于地方官员解决诸如歉收、地区贫困等问题,这对于渭南地区经济的改善是非常有利的。 

  渭南地区长期的经济疲敝并没有阻止筑城活动的发展,反而地方官希望通过筑城来给百姓创造就业机会,这其实体现了明清民间早期的“以工代赈思想”。《创修秦山巡检司城记》就记有:“城中官地,每间募民纳粟不等,共得粟百石,以需荒赈。筑城夫旧议于邻近乡村起倩,每人日支米一升,侯虞其不足。时值荒歉发赈,乃召受赈者应役,以是用裕而工易办,民弗之知也。”[31]在灾荒年份,雇佣灾民进行筑城活动既有利于工程完工,又利用“应役”这种间接的方式救济了受灾者。 

  (三)筑城活动与城镇人口迁移。频繁的工事改变着城镇面貌,也改变着城镇的居民生活。官府对城镇的拆迁和新建导致了本地人口不得不迁出故地,传统社会评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口,人口迁移所带来的是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短缺不利于当地发展。这在渭南的碑刻资料中也多有记载。《肇修东北二郭铭》中就提到了城内人口的稠密状况:“中城庐稀,北关民稠,东关亦然,辑房以鸠,关有井甘,瓶云集,中城则亡,咸于此汲,有虑闭城,内外俱凶,外无郛郭,内靡飧饔。”[32]重新修筑城郭就是要改善人口分布不均的状况,对当地劳动力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做出调控,以更好地促进本地的均衡发展。又,《兵宪张公创建外郭去思碑记》:“二百年来我国家升平日久,防边之法少疏。县故有城,城中居民仅百家,拥卫县治而已,城东北烟火相望千余家。盖城池高渴,凿井虽千尺不及泉。城外有甘井三……城既难恃,城外之民复不可移,必筑郭,始可无虞。”[33]人口分布不均匀不但是劳动力资源不平衡的问题,也不利于当地公共资源的合理运用。两则碑刻史料关于人口迁移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水源问题,水源对于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的产业模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筑城活动与城镇文化 

  渭南地区频繁的筑城活动所留下的碑刻资料也反映了当地居民的一些思想文化特征,大兴土木需要资金支撑,而动工资金何来?渭南地区地处西北,城池不固远不能直接威胁皇帝的统治中心。在朝廷的修缮经费远远不足时,渭南地方是如何做到自筹资金的?筹备资金的流程体现出了当地乡绅的善行思想。古人筑城不仅仅是御敌之策,很多情况下都希望通过筑城的连带效应繁荣地方科举,碑记中不乏这样的记载。 

  (一)乡绅的善行思想。筑城活动不仅仅是官僚的事情,更需要地方乡绅与百姓的鼎力支持,传统社会对个人修养的重视程度很深,一些乡绅地主缺少士大夫式的教育学历,在个人品行与修养上也难以企及士人阶层。但是他们又希望通过其他方式弥补这一差距,获取更多的社会优越感。这使得一些古代乡绅形成了善行的思想观念,其本质是为了提高自己身份变化之后的文化修养以及社会声望,大型的公共事务恰是乡绅彰显个人德行与修养的大好时机。所以在公共事务的资金筹备阶段,乡绅表现得尤为活跃。乡绅的善行也在碑刻中多有记载。如《重修富平县城记》就记有:“绅衿输资随其力,民之尚义者咸以资助。”[34]而地方官在筑城活动中也非常注重通过此举联络乡绅势力,《芝川镇城记》的作者如是说:“于兹将及三年,仁深泽厚,趋时应变,其处之感之也,固有以结民心矣。”[35]在资金筹备过程中,地方乡绅还扮演着倡导者角色,由于筑城有利于百姓安居,在筹措过程中民众没有太多的不情愿,反而大力支持此事。这样的局面正好符合乡绅最初善行的期望值。《重修城垣四门楼铺舍记》记载:“公先捐资为倡,其余资输之民,而不强之民,民亦乐输焉。”[36]乡绅的“善行”和地方官的倡捐为筑城活动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重修蓝田县城碑记》:“广谕劝捐,复自捐银二千金,集捐一万八千余金。”[37此举也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乡绅的目的就此达到。除乡绅捐赠之外,乡绅的倡导者作用也推动普通百姓在公共事务中乐于出资,“不强之民,民亦乐输”的情况比较盛行。这种善行思想在渭南地区的筑城碑记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二)武备文荫思想。“武备”就是指城池的防御能力,这种防御能力不但能使城池固若金汤,还可以达到人们期望的城市文化功能提升的理想状态。“文荫”就是指人们在建设自己的人居环境时,往往赋予城市空间特殊的文化意义。[38]这种武备文荫思想在渭南筑城碑记中也有所体现。《芝川镇城门楼记》记载:“当初筑时,一堪舆者登麓眺惊曰:芝川城塞韩溪口,犹骊龙衔珠,珠将生辉,人文后必萃映。迩岁科第源源,果符堪舆者之言。人未尝不叹,是城武备而文荫也。今侯创楼城视昔峻丽百倍,是益光大其珠,欲显硕人文为济济继也,侯之贻我韩者讵特一镇无虞已哉?”[39]城池修筑的连带效应是本地科举人才辈出,繁荣科举是希望通过“武备”达到“文荫”的显著表现。同样的记载还有《重修城垣四门楼铺舍记》:“先是,丙午秋榜无人,夫子修城后,顾而乐之,数语绅士曰:‘兹科,韩邑当多获隽且抡元’,已而登贤书三人、副车一人。余以匪材,谬膺首选,一时咸惊且异,谓夫子深通堪舆家言……”[40]由此可见武备文荫的期望广泛存在于渭南地区。文荫思想不但反映在科举人才上,其他地方也有体现,如《增修瓮城记》记载:“且此门与阅武场子午向,堪舆家谓操戈窥市,故民多剁指刎颈者……”[41]就说的是瓮城残败在风水家眼里不利于社会稳定。这其实也是武备文荫思想的一种表现。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聚居文化的一种突出体现,也是封建社会百姓对城市生活空间的殷切期望。 

    

  

  参考文献: 

  [22]]参见孟建民:《城市中间结构形态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23]乾隆《富平县志》卷8《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陕西府县志辑14,第205页。 

  [24]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卷10《艺文志》,第585页。 

  [25]雍正《蓝田县志》卷3《文集》,第82页。 

  [26]乾隆《同官县志》卷9《艺文志》,第398页。 

  [27]乾隆《白水县志》卷4《艺文志》,第521页。 

  [28]光绪《临潼县续志》卷上《建置·附文》,第244页。 

  [29]乾隆《韩城县志》卷11《艺文》,第156页。 

  [30]民国《续修蓝田县志》卷20《文征录》,第372页。 

  [31]乾隆《白水县志》卷4《艺文志》,第521页。 

  [32]乾隆《白水县志》卷4《艺文志》,第515页。 

  [33]乾隆《白水县志》卷4《艺文志》,第522页。 

  [34]光绪《富平县志稿》卷2《建置志·城池(附碑文)》,“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14,第259页。 

  [35]光绪《同州府续志》卷15《文征录卷下》,第1166页。 

  [36]乾隆《韩城县志》卷13《艺文》,第178页。 

  [37]]民国《续修蓝田县志》卷20《文征录》,第372页。 

  [38]参见王树声:《黄河晋陕沿岸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71—72页。 

  [39]乾隆《韩城县志》卷11《艺文》,第156页。 

  [40]乾隆《韩城县志》卷13《艺文》,第178页。 

  [41]雍正《蓝田县志》卷3《文集》,第82页。 

    

  

  (完)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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