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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在遵义

2006年11月16日  来源: 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   历史大事

                      “东方剑桥”——浙江大学在遵义

    1937年7月7日,日寇进袭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的同时,日机开始轰炸杭州。11月,日军在离杭州100多公里的全公亭登陆,在轰炸中坚持上课三个多月的国立浙江大学,随着日寇的步步入侵,被迫一迁再迁。一迁浙西天目山、建德,二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继而迁往黔北的遵义、湄潭。1940年1月至1946年6月,在遵、湄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宁的办学环境。离开杭州时,仅有3学院16学系,返回杭州前夕,已有6学院,25学系、4 研究所5学部、1研究室,1分校,2先修班及1所附属中学,另有工场11所,农场有地300亩。这6年半,成为浙大由一所普通大学崛起为全国著名大学的重要时期。
    遵、湄人民热情欢迎浙大的到来,让出若干公房、庙宇祠堂和出租私人宅第作为校舍。在遵义,子弹库(原老三中,现十一中)为校长室,总务处,文学院和师范学院的办公室、教室、实验室;何家巷(现飞天步行街)的两个大院为教务处,训导处,工学院办公室、教室和男生宿舍;江公祠(现一中境内)为图书馆;女生宿舍在杨柳街,教师宿舍租用新、旧两城的部分民房……。在湄潭,文庙为分部办公室、图书馆和部分教室、员工宿舍;理学院各系在双修寺,朝贺寺和唐家祠堂;农学院各系在财神庙,禹王宫,贺家祠堂及新建的300多亩农场中;北门外湄江河边、东门内山顶上等处分建男、女生宿舍,教授们散租城中民房;在永兴场又建一年级分部。浙大师生遍布遵义、湄潭城中及永兴镇上。
    校舍虽然分散、简陋,生活也较困难,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授得到保全,数千学子得到了良好的培育与熏陶。1941年6月,有教师210人;1944年,有教授、副教授144人,讲师38人,助教110人;1946年,教授、副教授、讲师共201人,助教108人。他们当中包括享有全国以至世界声誉的苏步青、王淦昌、陈建功、贝时璋、谈家桢、张其昀、梅光迪、谭其骧、李寿恒、王国松、卢守耕、吴耕民、黄翼、郑晓沧……,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校长当然也在此列。在遵、湄学习和生活的学生约4000人,毕业于此的1857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当年就曾在湄潭永兴就读。据1989年统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有曾在浙大任教者27人,浙大毕业生40人,这67位一流的科学家中,80%在浙大西迁时期,吃过遵义的米,喝过湄潭的水。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没有先进设备,没有充足资料,甚而没有电灯照明,没有电炉加温,浙大人利用现有条件,千方百计开展科学研究,仍然硕果累累,许多方面处于全国以至世界的前沿状态。理学院,如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级数,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漠显的量子力学,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钱宝琮、何增录、朱福炘、罗宗洛、张肇骞、王琎、王葆仁、张其楷等,也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处于领先状态。工学院,王国松的电工学,李寿恒的中国煤的研究,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钱钟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苏元复的萃取理论和工艺的改进,侯毓汾的活性染料研究等,都是难得的成果。师范学院,文、理组的成果分列归入文学院、理学院,其教育系的研究皆为当时的新兴课题,颇为国内外所重视,如郑晓沧的教育论著与译作,黄翼的物理心理学,陈立的智力测验与人格测验的研究等等。文学院与农学院的研究,大多就地取材,结合遵义与湄潭的实际进行,其成果不仅水平高,且极大地推动了地域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文学院,如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谭其骧的《播州杨保考》,刘之远的《遵义锰矿》,任美锷与施雅风的《遵义地形》等等。

    此外,还有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考》,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缪钺的《诗词散论》,叶良辅的《地理学研究法》以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成果。农学院,其研究与湄潭及黔北农业生产联系更加紧密,成果也特多。卢守耕,孙逢吉,吴耕民,蔡邦华,罗登义……,20多人的数十项成果,涉及粮棉蔬果、经济作物、野生植物等各个方面。水稻的改良、小麦的栽培、烤烟的发展、茶叶的研制、五倍子的利用、刺梨营养价值的发现等等,至今仍然产生着积极影响。
    浙大的科研,十分引人注目。1942至1945年,中国物理学会的学术年会,曾4次在湄潭召开。英国科学史家、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应邀参加了1944年的年会,对浙大学术空气之浓、学术水平之高给予了高度评价,赞誉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科研中所显现出的进取状态与敬业精神,正是“求是”学风的具体表现之一。竺可桢校长在宜山正式提出而在遵、湄时期培育成熟的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这种精神,通过浙大师生的身体力行及各种社会活动、社会交往,在遵义地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使贵州境内原本相对发达的地区求学之风更浓。浙大面向社会开办的教师进修班、青年补习班、民众学校、学术讲座,浙大师生到各中小学兼课,为地方人士子女作家庭教师……,以上种种活动,都成为传播求是学风的有效渠道。
    迁往大后方的浙大师生,坚持正常教学、科研的同时,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如1940年初与1945年初,两度组织“浙大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和部队驻地;1943年末至1944年初与1944年冬,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劳军运动”,以义演募集劳军费用,连续数日为开赴前线的过路部队赠送衣物、香烟、草鞋、毛巾等慰问品;进步社团“拓荒社”(后改称“马列主义小组”)、“黑白文艺社”、“黎明合唱队”、“塔外画社”、“铁犁剧团”等等,通过壁报、演出,宣传抗日救亡;1944年2月独山沦陷后,竺校长主持制定了师生坚守黔北的“自卫防护方案”,作好了打游击的准备。
    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某些反动措施,浙大师生也开展了爱国民主运动。1941年“皖南事变”刚发生,教育部下令应届毕业生参加“总考”:考四年所学全部课程,并由教育部统一命题。此不合理考试制度,目的在于破坏学运,遭到了浙大师生的强烈抵制。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让其家属和大批行李及洋狗等乘专机由香港撤至重庆,置大批流落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于不顾,浙大师生响应昆明西南联大的“倒孔运动”,于1942年1月16日在遵义城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孔大游行,宣读了“倒孔宣言”。1945年3月,学生自治会召开校本部全体学生大会,成立了“浙大师生宪政促进会”,发表了“促进民主宪政宣言”(简称《国是宣言》),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成立联合政府;此宣言立即得到了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各大学的热烈响应。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遵义地区为西迁的浙大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浙大也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为中华民族教育、文化、科技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切实促进了遵义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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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坤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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